纵观二战后美国的三大递进战略——开启冷战、全球反恐、“再平衡”亚洲，可以审慎地发现，美国“领导世界”第三阶段上的亚洲“再平衡”战略重心，应有三层现实主义的含义：

　　第一、美国“再平衡”的首要战略重心在于俄罗斯的亚洲部分，其次才是中国。

　　在冷战结束后，曾有美国学者设想把俄罗斯变成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，进而美国就可以强化构建“领导世界”的具有同盟性质的“北半球环形安全带”，即所谓“和平联邦”。这个设想是：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横跨到旧金山，到纽约，到伦敦，到柏林，乃至到莫斯科，形成闭合的北半球环形的地缘安全。客观判断这一战略，将会为美国带来战后首要的、巨大的现实主义战略利益。

　　冷战结束20余年来，西方的民主标签还没彻底贴在俄罗斯头上。假设采取民族主义强硬政策的普京在十年后下台，那么，届时“北半球环形安全带”是否会逐渐实现？或换言之，为了顺利使俄罗斯成为“和平联邦”的一员，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有美国领导的北约负责“东扩”，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就当然需要美国“再平衡”战略。

　　第二、“再平衡”的次要战略重点，在于“加固”中国的周边。若因中国不可控的内乱而需要付出“维和”成本的风险度，对美国战略判断而言，要大于未来因中国崛起而挑战霸权的风险度，因此需要“加固”中国周边，以防中国发生内乱。美国战略学界一直在猜测中国发生内乱的风险，他们在研判，如果中国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，对美国现有环绕中国周边的安全力量而言，能否应对中国或有的内乱？

　　对比中国崛起对全球秩序的未来挑战，美国“加固”中国周边的战略需求，更具有现实紧迫感。所以，“再平衡”的第二战略重点是美国在中国周边“加固”的军事遏制能力，包括美菲越军事联系的加强，美日同盟和美日安全防卫指针的强化，以及美澳军事合作的开启。

　　第三、“再平衡”的未来战略重心，才是应对中国崛起的或有挑战。美国学界广泛推测20年后中国才有可能发起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总体挑战，也就是说，“再平衡”是防患于未然。

　　从佐利克等美国高官所界定的中美“利益攸关方”战略定位来看，美国的官方战略家未将中国视为眼前的敌人，最多是潜在竞争对手。中国是美国经济、反恐合作的利益攸关方。利益攸关的定位，便于美国解决其核心利益的现实威胁。

　　当然，即使“再平衡”的首要战略重点不在中国，但涉及中国北方邻国安全演变。所以，唇亡齿寒与安内攘外的历史故事，仍然可以提醒中国的战略家，以便针对“再平衡”能否带给中国别样的战略机遇期，展开“庙算”。(赵宏瑞 作者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)